□晓 苏
1
说来吧，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老家在油菜坡，我虽然是在那里生，在那里长，但十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那里，至今已有几十年了。但我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其实老家说起来已经不是我的家了，父母和弟弟们都搬走了，那栋土墙黑瓦的房子也早给了别人，每次回去，也无非就是在那栋老房子跟前转一转，走一走，再看看屋后的那片竹园，还有屋旁边的那股泉水，如果运气好，碰到房子的新主人正好在家，就从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里走进去，看看从前睡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读书的地方。仅此而已。好多人都对我说，老家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意思是说我不必每年都回去。但我却做不到。我必须每年都回去看看。如果那一年我因故没能回老家去看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一年是白过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我这个人，有些怪怪的，不仅别人这么说，而且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说起来，要回一趟老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要从武汉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到襄阳，且不说要从襄阳坐三个小时的汽车到保康，且不说要从保康坐五个小时的农用车到榔榆沟，单说从榔榆沟到老家的这段山路，就够让人走的。从榔榆沟到油菜坡没有公路，所以不通车，甚至连拖拉机也开不上去。这段路只能用脚走。而且，这段路很难走，上上下下，弯弯曲曲，凸凸凹凹，单趟也要走两个小时。当然，我当年走这段路是不需要两个小时的，那时候还是个小孩，腿脚灵活，精力旺盛，早晨上学从油菜坡下来，晚上放学从榔榆沟上去，无论下来还是上去，都只要一个钟头。而现在就不行了，一来在大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出门进门都是坐车，腿和脚都缺乏锻炼；二来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又过早发福，行走十分艰难。每次回老家走这段路，都免不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腿酸脚痛。
今年夏天，我又回老家了。这一次回老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有一位堂兄，就住在榔榆沟的公路边上。每次我回老家，都是先在堂兄这里下车，然后步行上油菜坡。这次，我刚在堂兄家门口站定，堂兄就笑着对我说，你今天回老家不需要走了!我一愣问，不走怎么回去?堂兄说，我用摩托车送你。他边说边用眼睛在他房子旁边扫了一下。我忙着朝房子旁边看了一眼，果然发现一辆摩托车停在那里。我马上问堂兄，摩托车能开上油菜坡?堂兄说，从铁厂垭那里绕上去。铁厂垭我知道，与油菜坡是邻村，我早听说那里修了一条机耕路，可以跑拖拉机和摩托车。堂兄很快从房子旁边把摩托车推过来了，让我坐在他的背后，又让我抱紧他的腰，然后他脚一踩便把摩托车开动了。
铁厂垭的那条机耕路，我从前没有走过，沿路的景色我一点儿也不熟悉。不过我也没怎么去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摩托车，第一次坐，难免有些紧张，一路上我差不多都闭着眼睛。大约过了四十分钟的样子，摩托车突然停住了。堂兄回头对我说，老家到了。我赶紧睁开眼睛，果然看见了老家的房子。差不多一年没回老家了，看到老家的房子，竹园和泉水，心里感到好亲切，好温暖，好激动。这一次机会很好，房子的新主人正坐在门口晒玉米棒子，我便进屋看了看，又看见了我小时候睡觉的那张床，吃饭的那个桌子和读书的那盏台灯。从老家房子里出来，时间已接近中午了。房子的新主人很客气地留我吃中饭，堂兄却让我下到他家里去吃。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答应了堂兄。
从油菜坡返回榔榆沟，堂兄把摩托车开得比去时还要快，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了堂兄家里。堂嫂似乎早已预备着我来吃饭，我们刚到一会儿，她就把饭菜端上了桌子。坐下来吃饭时，堂兄一边给我斟酒一边问，这次回老家还比较顺利吧?我点点头说，顺利。喝下一杯后，堂兄又问，身上没出汗吧?我又点点头说，没有。堂兄接下来给我夹了一片腊肉，然后问，腿和脚不疼吧?我一边吃肉一边点头说，不疼。堂嫂这时插嘴说，看来有辆摩托车还是好，要是走路去油菜坡，一去一来没有三个小时下不了地；而骑摩托车呢，来回才一个小时。真是又省力气又省时间啊!
我说过，我这个人，有些怪怪的。听了堂嫂刚才的几句话，我内心深处不知道哪根弦突然就被拨动了一下，发出一种振颤，酸酸的，麻麻的，痒痒的，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我随即放下了筷子，忽然之间没有一点儿食欲了。堂兄见状很惊奇，问我，怎么不吃了?我没有做声，不知道怎么回答。堂嫂又问我，是菜不顺你的口味吗?我摇摇头，还是没有做声。堂兄和堂嫂于是也都放下了筷子，用诧异的目光注视我，然后一起问我，你到底怎么啦?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天回老家太顺利了，像是没有回去的。堂兄一愣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不知道，也许是我太怪吧，身上没出汗，腿脚没走疼，就觉得没过上回老家的瘾!堂嫂这时古怪地一笑说，那你就再用腿走一趟吧!堂嫂的这句话本来是句玩笑话，而我听了却心里一亮，兴奋和激动顿时涌遍全身。
说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那天下午，我真的又走着回了一趟老家。
2
榔榆沟有所小学，就叫榔榆沟小学，也在公路边上，与堂兄的房子面对面，堂兄的房子在公路下边，榔榆沟小学在公路上边。
我的小学就是这里读的，一共读了五年。记得第一节课是学毛主席三个字，老师是个女的，姓尚，尚老师先把毛主席几个字写在黑板上，然后用教鞭指着那些字，一个一个教我们读。她先读，毛，毛，毛主席的毛，我们就跟着读，毛，毛，毛主席的毛。她又读，主，主，毛主席的主，我们又跟着读，主，主，毛主席的主。她接着读，席，席，毛主席的席，我们也接着读，席，席，毛主席的席。当时我们很奇怪，不明白尚老师为什么总离不开毛主席三个字，后来上了初中才知道，毛主席这三个字是最神圣的三个字，不能随便拆开。
从榔榆沟小学出发，走十几分钟的样子，就会看见一个水塘，老家的人都叫它堰娃子。在我老家油菜坡一带，人们总喜欢在一些名词后面加上娃子，比如把儿子叫儿娃子，把女儿叫女娃子，把猪叫猪娃子，把狗叫狗娃子，把镰刀叫刀娃子，把竹筐叫筐娃子，把树木叫树娃子，把水塘叫堰娃子。他们觉得这么叫亲切一些。
这个堰娃子不大，但水却不浅，深的地方有两人高。记得当年一到了夏天，就会有不少人去洗澡，大都是青年小伙子，也有少量的中年男人，我们这样的孩子一般是不能下去的，一是家长不允许，二是老师也不允许，他们当然都是好心，怕孩子在水里淹死了。但孩子的心理却怪，越是不让做的事越是想做，所以总是有人偷偷地下水。
我在榔榆沟小学读二年级那年，一天中午，四年级的两个男生在午睡期间偷偷溜出学校，去堰娃子洗澡，结果被班主任跟踪去了。班主任真会想点子，他先把两个学生脱在堰娃子边上的裤子没收了，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回到学校，当两个学生一丝不挂走上学校操场时，男男女女的学生们都跑上去看，看得那两个学生满脸通红，慌忙用手挡在两腿中间。从那以后，榔榆沟小学再也没有人敢去堰娃子洗澡了。
我亲眼看见堰娃子里淹死过一个人。他叫王大火，说起来还是我的一个表弟。当时他好像只有十二岁，但长得高高的，像一根白杨树条子。那天王大火背着一小背篓谷子从油菜坡下到公路边的米面加工厂去打米，背着打好的米往回走，经过堰娃子时，他突然就想下去洗个澡。那天天气也是太热了，王大火出了一满身的汗。当时，堰娃子边上还有两个放牛的人，他们一边放牛一边在一块石板上低头下棋。王大火下水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两个放牛的人便听到堰娃子里有人喊救命，他们一下子慌了神，丢下棋子就跑去朝堰娃子里跳。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走到堰娃子那里的时候，王大火已经被两个放牛的人捞起来了。王大火喝了一满肚子水，两个放牛的人就把他抬到一头牛的背上，像搭粮食口袋那样搭着，让他吐水。王大火吐着吐着，就断了气。王大火的母亲，我应该喊她舅母。她在几个儿子中最喜欢王大火，王大火不仅人材长得好，而且特别听话，又勤快。得知王大火的死讯后，她哭死了两次，都是掐人中掐活过来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胆小鬼，所以从来不敢下堰娃子洗澡。但有一天傍晚，我却下去了一回。不过不是我自愿下去的，而是我的一个堂兄和一个表哥逼迫我下去的。他们比我大四五岁，当时都在读初中，我那会儿才读小学五年级。那天放学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回油菜坡，经过堰娃子时，堂兄提出下水洗澡，表哥马上表示同意，他们说下就下去了。
我没有下去，我坐在堰娃子边上看着他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堂兄游了一阵，忽然抬头看见了我，便招手对我说，你也下来!我说，我怕，我不下来。表哥这时对堂兄说，他怕就别让他下来。堂兄却说，不行，他要不下水就有可能回家告状，他一告状，我们就要挨打。表哥觉得堂兄的话有道理，便也招手催我下水。没有办法，我就只好下去了。
谁也没料到大妈那天会下到公路边赶集，我脱了衣服刚下水，大妈就出现在了堰娃子边上，她正赶集回油菜坡。堂兄和表哥差不多是与我同时发现大妈的，堂兄一发现大妈就说，赶快扎到水里去!说完，他们两个就扎入水中看不见了。而我却不会扎水，就只好将头露在水面，这样一来就被大妈发现了。大妈接着又在堰娃子边上发现了堂兄和表哥的衣服，就这样，她轻而易举便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事情说来也巧，我父亲在外面镇上工作，每月最多回家一次。而那一天，当大妈把我们三个人押回家时，父亲偏巧就回来了。大妈于是就让我父亲教训我们。不过父亲没有教训表哥，表哥是姑妈的儿子，住的离我们家不远，父亲把他放了，好像是觉得教训表哥不是他的责任。在油菜坡，教训孩子最多的方法就是用棍子打。那天我父亲也使用了棍子，是一根很粗的竹棍，不过他没有亲自动手。他先让我在堂屋里跪下，然后把竹棍递给堂兄，让他在我的屁股上打十下。堂兄打头几下还比较轻，打第五下时，父亲突然命令他重一点，他就真地下狠手了，打得我疼痛难忍。堂兄打完我，父亲又把竹棍拿过来递给我，要堂兄跪下，又让我打堂兄的屁股十下。我打堂兄一直下手很重，因为是他逼着我下堰娃子的。打完十下我还不解气，又朝他的屁股上打了一棍。
记得堰娃子边上从前是有一棵橡树的，眼下却不见了。我印象中那棵橡树有水桶那么粗，一到秋天，橡树上的叶子全都黄了，地上落满了咖啡色的橡果。那时候我常常捡了橡果放在书包里，背回家交给母亲做橡子粉吃。橡子粉清凉细腻，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粉。
3
离开堰娃子再往上走，就是一面陡峭的石头坡。坡上全是石头，如果不是有几处石头缝里长出一些红果子来，人们肯定会以为这面坡就是一整块石头。红果子是一种带刺的树，又细又矮，树枝却特别多，枝头密密麻麻结着一种红色的小果，油菜坡人把它叫作红果子。红果子不仅好看，而且好吃，酸酸的，甜甜的，怀孕的女人百吃不厌。
每次回老家走上这面石头坡，我都要把大哥打酒的故事回忆一遍。大哥是大妈的大儿子，是我们这一辈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好多人都喊他大哥。大哥喜欢喝酒，而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喝酒却是很难很难的。当时私人是不能煮酒的，要喝酒必须到供销社去买。而供销社里的酒，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还必须有酒票。那是一个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的时代，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买酒要酒票。那天大哥好不容易弄到一张酒票买了一斤酒，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在那酒瓶颈口拴上了一根绳子，然后挂在一根竹竿上。他就这么用竹竿挑着那瓶酒回家。我那天放学比往日早，刚出校门就碰上大哥从供销社里出来，于是我们就同路回家。大哥走在前面，我走在他屁股后头，正好能看着他挑在竹竿上的那瓶酒，那酒瓶吊在竹竿上摆来摆去，就像一个处于风中的葫芦。大哥那天很高兴，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走上石头坡后，他对我说，晚上说什么也要让大嫂炒一碟黄豆，他要就着黄豆多喝两口。他的话音未落，拴在酒瓶上的那根绳子突然断了，我看见那酒瓶一下子掉了下来，当即在石头路上打得四分五裂。大哥顿时惨叫了一声，等他回头看时，他的酒已经在石头坡上流了起来。大哥先是愣了一会儿，接着就赶紧四肢趴地，将嘴长长地伸出去贴在石板上，使劲地喝酒。当时大哥已经快五十岁了，他趴在地上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滑稽。他将屁股高高地撅着，随着嘴的移动，他的屁股就不停地晃来晃去。约摸在地上趴了上十分钟，大哥才起身，这时我发现他满脸都是脏兮兮的，仔细看去，才知道是酒与地上的灰土混合后化为污泥弄脏了他的脸。接着我又发现他的下嘴唇红了好大一片，看上去像血，走上去定睛一看，果然是血，原来是酒瓶的玻璃片把他的嘴唇划了几条大口子。但当时大哥并没觉得疼，事后问起来，他说他喝醉了不知道疼了。
走完石头坡，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山凹。每次回老家，一看到这个山凹，我就不由得眼睛一亮，内心一动，因为一走到山凹那里，我就可以看见老家的房子了。山凹那地方也有个名字，叫庙垭，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座土地庙。但我没见到过那座庙，听说它在五十年代初就被毁掉了。不过我们至今还能看见那座庙的影子。在土地庙的废墟上，残存着几段土墙，从庙垭经过的人，只有稍微留意就会看见。那墙是用黄土打成的，颜色金黄耀眼，墙也坚固，无论风吹，还是雨打，它都不松不散，像石头一样。以往回老家，每当经过庙垭这里，我都要多走两步，走到土墙跟前，先用手轻轻地摸一摸它，再将背贴在它上面靠一会儿，然后找一段矮墙坐下来。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几段土墙总有那么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无论是摸着它，贴着它，还是坐着它，心里都激动不已，觉得自己摸着的贴着的坐着的并不是一般的墙，它是那么温暖，又是那么神秘。
现在，我终于走到庙垭了。脚还未站稳，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的老家。老家是好看的，无论是前看还是后看，无论远看还是近看，老家都好看。但是我要说，站在庙垭看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才是最好看的。老家坐落在一个山洼里，左边是绿色的山峰，右边是绿色的树林，屋后是绿色的竹园，门前是绿色的庄稼，老家的房子虽然只是一栋又矮又旧的土墙瓦屋，但前后左右都被绿色环绕着，看上去也就别有一番韵味了，它给人一种朴素的美，拙陋的美和原始的美。我有时想，如果要是把那栋又矮又旧的土墙瓦屋换成了一栋青砖红瓦的高楼大厦，那一定是十分难看的。那它就不是我的老家了!那我就再不会回来看它了!老家的门口有一块土场，土场边上有一棵花栎树。从前，我母亲还住在老家的时候，我站在庙垭这里看老家，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有时候母亲站在土场上喂鸡子吃食，有时候母亲坐在屋檐下用筛子筛米，有时候母亲靠在那棵花栎树下盼我回家。最让我难忘的是母亲盼我回家的情景，时间大都在黄昏时光，夕阳染红了我的老家，母亲靠在那棵花栎树上，双眼直直地望着庙垭这边，如果嫌夕阳的光芒晃了她的眼睛，她就会把一只手抬起来挡在额头那里。每当看到这一幕，我就忍不住眼热心酸，接下来就发疯似地朝家里跑，恨不得一步就冲进母亲的怀抱。然而遗憾的是，自从母亲从油菜坡搬到镇上去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从老家门口的土场上看见母亲了。我只能站在庙垭这里，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当年看见母亲的情景。
土地庙留下来的土墙还是那么金黄，还是那么牢固。我慢慢走过去，在以前经常坐的那个地方坐了下来。刚刚坐下，我就闻到了一股青草和苞谷混合后发出的芳香，低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脚下散着十几颗羊屎。我伸手就捡起了一颗，它像珍珠那么光滑，轻轻一捏，鼻头的芳香就更加浓郁了。然后，我抬眼环顾四周，希望看见一只羊。但我没能看见，到处静悄悄的，连羊叫也听不到一声。我没有马上把那颗羊屎扔掉，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来了。
那个人叫李永寿，当年经常在庙垭这一带放羊，他的家就在附近。他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但还没结婚就生了一个孩子，这让李永寿的脸上感到很不光彩，他于是就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李永寿从来不先开口找人说话，见人就低头或者干脆转身走开。然而有一天，李永寿却主动找我说话了。那是一个傍晚，我放学回家经过庙垭，看见李永寿正撅着屁股在土地庙的废墟旁边寻找着什么。我刚一走到庙垭，李永寿就看见了我。他一看见我就急忙走到我身边问，你早晨上学时捡到五块钱没有?开始我压根儿没想到李永寿是在那里低头找钱，要是知道我肯定会悄悄地绕道而行。因为在那天早晨上学时，我的确在庙垭的路上捡到了五块钱。那天早晨我是和我的同学尚文一道上学的，尚文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中间隔两步的样子，我忽然看见尚文的鞋后跟上巴着五块钱，便手一伸扯了下来。后来到了学校小卖部，我和尚文把五块钱分了，他两块，我三块，并且当场就买了杂糖和月饼吃了。一听李永寿问到钱，我心里顿时紧张极了，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李永寿见我红着脸不说话，就怀疑钱是被我捡了，他又问我，是不是你捡了?我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钱已花得差不多了，我要是承认了拿什么给他。我只好撒谎说，没有!说完拔腿就跑了。对于这件事，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羞愧或不安，然而多年以后，尤其是当我离开老家以后，羞愧和不安便开始袭上心头，它们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有时候简直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想，这块石头恐怕要压迫我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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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庙垭到我老家，还必须经过一片大屋场，这片屋场在一条水沟边上，人们都称这个地方叫安沟。我至今没弄清安沟这个名字的来历，这屋场一共住着三户人家，两户姓王，一户姓苏，没有一户姓安的，而且这三户人家中，也没有哪个人姓安。那条水沟呢，也没有谁称它为安沟，而是叫它柿子树沟，因为水沟两边长满了柿子树，柿子成熟的季节，满沟都像挂了红灯笼。我曾经为安沟这个名字请教过几位老人，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个为什么。看来，大千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名字都有历史掌故和来龙去脉的。
安沟的那两户王姓人家实际上是两兄弟，多年以前他们是一家，各人结婚生子之后便分成了两户。以前我还住在老家时，每天早晨上学经过安沟，看到的第一个人往往是王家老二的老婆，她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但辈份比我母亲高，我母亲喊她宗竹婶儿，我喊她叫宗竹家家。宗竹家家是油菜坡女人中身体最高最大的，她进别人家的门总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得去。宗竹家家有一个打赤膊的习惯，这在油菜坡众所周知。打赤膊就是光着上身，在油菜坡，男人打赤膊是普遍现象，而女人打赤膊却极为罕见。宗竹家家恐怕是油菜坡惟一打赤膊的女人。宗竹家家打赤膊没有一点羞涩感，不论是女人看见，还是男人看见，不论是小孩看见，还是大人看见，她都毫不回避，并且脸不红，心不跳，旁若无人。有一回，我问宗竹家家，你为什么打赤膊?她说，凉快。我又问，不怕别人看吗?她说，看有什么可怕的?一看不坏，二看不小。宗竹家家虽然喜欢打赤膊，但她的品质好得很，从来不和别的男人瞎搞。在油菜坡，作风不好的女人也有，她们中间有许多人平时都羞羞答答的，给孩子喂奶也要躲到一边去，但背地里却光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与宗竹家家比起来，这些人真是太虚伪了。
王家老大住在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四周都砌着很光滑的石条，当年我和我的同学尚文上学或者放学从这里过，走累了总要坐在院子的石条上歇一会儿。那石条坐在屁股下面非常舒服。可是，自从出了那件死人打活人的怪事以后，我和尚文就再不敢在那院子边上坐了。王家老大有好几个儿子，大儿子叫国子，二儿子叫建娃子，所谓死人打活人，就是国子打建娃子。国子比我大五六岁，他死的时候可能在十五岁左右，准确的岁数我也记不住了。国子当时正跟一个篾匠学手艺，临死的那天早晨，他和他弟弟建娃子闹了一点儿小矛盾，建娃子动手打了国子一下，国子准备还手时，建娃子却跑远了。国子就指着建娃子的后背说，你等着，我死了也要打你一下的!国子说完就到他师傅家去了。快到中午时，国子死了。他是被水淹死的。乡亲们把国子的尸体送回了安沟他家，先在他家院子边上横上一扇门板，然后把尸体放在门板上。国子年纪这么小就死了，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乡亲们都伤心不已，院子四周坐满了流泪的人。建娃子更是悲痛万分，坐在国子的尸体边上号啕大哭。就在这个时候，房子上的一块瓦突然掉了下来，不歪不斜正打在建娃子的头顶上，血，当时就从建娃子的头上流到了脸上。当时，天上没有刮风，房子上也没有猫子，那块瓦怎么会掉下来呢?人们于是就说那是国子在找建娃子报仇。记得国子死的那天是星期日，我没有上学，听到噩耗以后，我马上怀着好奇心赶到了安沟，并亲眼目睹了在院子里发生的一切。打那以后，我和尚文就再也没有坐那院子边的石条了。后来，我每次回老家，从那院子外面走过时，总要停下脚步朝那院子看上两眼。不过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那块瓦是怎么掉下来的。也许真是国子找他弟弟报仇吧?
住在安沟的那户姓苏的，我喊他叫三爷。事实上他与我们家不是很亲，好像早已出了五服。但他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很喜欢他。三奶奶对我更好，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三奶奶这个人。在我记事时，三奶奶就是一个病人，她的嗓子是破的，如果不走拢去，你根本听不见她说话。三奶奶虽说长年害病，但她十分乐观，脸上总是铺着笑。三奶奶有一把铜壶，据说是土改那年从地主手里分到的。那把铜壶黑乎乎的，有些地方已凹进去了，壶嘴缺了一个豁口，一般人看上去肯定不会认为它美观，相反还会觉得它十分难看。但在我的眼里，三奶奶的那把铜壶却是天下最美的壶。那时我正在读初一。一天，我在学校饭票被人偷了，所以没吃午饭，傍晚放学回家，走到安沟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四肢无力，双眼发花，嘴里吐着清水。我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走到了三奶奶门口，对她说，我快饿死了!说完就昏迷过去。后来我是被三奶奶弄醒的，醒来时，我看见三奶奶拎着一把铜壶。见我睁开了眼睛，三奶奶便揭开铜壶盖，将一只手伸进了铜壶。那只手从铜壶里出来时，居然拿着两个鸡蛋。我一看见那两个鸡蛋，便激动异常，连喊了两声三奶奶。三奶奶麻利地帮我剥了鸡蛋壳，并亲手塞了一个在我嘴里，接着又塞进一个!当时在油菜坡，鸡蛋非常贵重，大部分人家都是舍不得吃的，都要拿到供销社卖钱，然后买油买盐。三奶奶家里的鸡蛋更是舍不得自己吃，不仅要用它换钱买油买盐，还要用它换钱买药。然而，她对我却那么慷慨，竟然一次给我吃了两个!我永远记得那两个鸡蛋。我永远记得那把铜壶。我永远记得三奶奶。当时，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三奶奶的感激之情，就对她说，三奶奶，等我长大挣钱了，就给你买鸡蛋糕吃!三奶奶笑眯了眼说，好，到时候你给我买脸盆那么大一个鸡蛋糕!然而，三奶奶却没有吃上我的鸡蛋糕。她在我读大学三年级那年就去世了。
我一边回忆往事一边走出了安沟。从安沟朝上走十分钟，便到了雨坛包。从雨坛包再往上走十分钟，就到了小树林。穿过小树林，我就看见了一片碧绿的竹子，听见了一串泉水流动的声音，闻到了一股土墙的气息。这时，我就算真正地回到老家了。
